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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欧洲一体化的理论误读
2020-09-01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采集侠

  三、一体化的隐性条件:福利国家与去市场化 

  欧盟经常被认为是市场力量克服民族国家局限性的成功实验和有力证明,然而,以上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战后欧洲经济史的误读。英国脱欧的部分细节有力地证伪了上述市场的神话,与许多人的经验判断相左,英国脱欧最大的反对派来自与欧洲单一市场融合最深的地区和经济单元(尤其是中小生产者),与欧盟的贸易密切程度和支持脱欧的投票之间存在正相关。以东约克郡和北林肯郡(East York shire and Northern Lincolnshire,英国12个一级地域统计单位之一)为例,该地区对欧盟出口的比例高于其他地区,与欧洲市场的融合程度位于全英前列。但是,对欧洲市场更多的依赖并没有使得该地区的民众更加认同欧盟的角色,或者因为担心经济损失而支持留欧。相反,该地区支持脱欧的人数比例远高于全国范围的数据。 

  究其原因,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对欧洲市场的依赖是该地区与国内外出口商激烈竞争的结果,而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经济一体化的馈赠恩惠。对欧洲市场的依赖反映了这些地区在控制成本和提高质量方面做出的长期努力。对一线的生产者而言,控制成本和提高质量都不太可能是没有代价的,相关措施往往意味着更长的加班时间、更强的劳动密度或者更少的劳动保护。由此可见,欧洲市场的胜利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创造出政治融合的条件,相反,欧洲创造单一市场的实验有可能增加局部的社会代价。市场竞争的加剧带来了很多好处,同时也影响到了一部分人的生存状况。由于单一欧洲法令在很大程度上将统一的欧洲市场从国内政治社会机制中剥离,因此即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各成员国政府也无法为受影响群体提供更多的保障。各国政府对市场机制无能为力,欧盟的决策又常常与具体的国家利益相违背,其结果就是疑欧主义大行其道。 

  欧洲单一市场的成功不完全是市场本身造就的。事实上,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离不开福利主义在欧洲国家取得的全面胜利。在早期一体化中的西欧内部,逐渐成长起来的是一个建立在高度社会团结和政府干预主义之上的经济体系。欧共体在跨国家层面的市场化,被在国家层面实行的劳动力的局部去市场化所抵消。直到1970年代末,欧洲的商业统一性与欧洲福利国家同步发展。这种同步性是一体化成功的重要隐性条件。 

  推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在1932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但福利制度真正的转折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重建。二战的毁灭性后果产生了对社会团结的强烈需求。战后逐步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早期成员国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缓解了取消关税、资本自由流动等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公民个人造成的冲击。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上述措施有效地防止了市场从社会中脱嵌。凯恩斯主义的全面胜利导致了温和左翼和保守右翼在社会政策上达成原则性的一致。在一段时期内,英国的工党、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和德国、意大利两国的基督教民主派实际上都在执行同样的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主要国家的公共开支均持续大幅增长。 

  不断攀升的公共开支直接雇佣或间接补贴了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以1981年的联邦德国为例,在2600万劳动人口中,620万人受雇于公共部门,130万人接受定期的社会援助,142万人在公共社保系统内领取退休金,另有130万学生领取直接的教育补贴。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长期数据显示,西欧国家在公共服务部门就业的劳动人口比例普遍高于欧洲以外的OECD国家。以2005年为例,瑞典公共部门直接雇佣了28%的劳动人口,法国有25%,荷兰为22%,比利时是19%,西班牙、德国和奥地利三国处于1015%的区间之内。而这个比率在土耳其不到10%,在日本和韩国只略高于5%。 

  长期维持高额公共开支离不开民族国家所提供的稳定政治框架,依照民族主义原则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是实施国家福利的基本单位。英国学派著名学者詹姆斯·梅尔(James Mayall)在讨论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时指出,现代福利国家是建立在各项待遇仅向本国公民开放的前提之上的。福利国家最显而易见但也最经常被忽略的一个原则是基于民族国家成员资格的排他主义。这种形式的排他在今天被普遍认为是道德的,而这种道德性并非形成于一夜之间,它是民族主义在欧洲以及世界范围内长达两个世纪的持续政治运动和社会建构的产物。 

  丹麦提供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证。在西欧国家中,丹麦的福利制度甚为慷慨,失业者可以连续四年领到无偿支付的月薪,金额为其先前月薪的90%。与此同时,丹麦的人民党也一直是反移民倾向最为突出的欧洲政党。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福利的经济成本,而在于丹麦人如何理解本国福利制度的运行条件。丹麦高福利的基础是大部分劳动者同意承担高额的税收,而这种社会共识必须以较为一致的价值观、工作伦理和公民责任为前提。换而言之,丹麦公民相互信任对方会尽最大可能自力更生,而非轻易地慨国家之慷。在更深的层次上,民众认为整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每个公民的经济处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人的失业很可能是政策调整或技术进步的连带效应,每一个丹麦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甚至推动了这样的进程,因此个体不应该为集体行为承担所有负面后果。然而,随着越来越多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移民进入丹麦,维系丹麦高福利制度运转的这一社会共识无法自然地扩展至新移民群体。共享价值观、共同的公民责任和相互信任的严重缺位,是丹麦人民党在开放移民的问题上拒不妥协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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