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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深圳将超过上海和硅谷 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
2019-10-24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采集侠

4月20日,在“大湾区与深圳的未来”高峰论坛上,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发表了《深圳是个现象吗?》的演讲。

  4月20日,在“大湾区与深圳的未来”高峰论坛上,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发表了《深圳是个现象吗?》的演讲。

  张五常:深圳将超过上海和硅谷,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

  记着我说的吧。你们这一剎那站着的土地,就是这一点,分寸不差,有朝一日会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

  三十年前我推断上海的经济将会超越香港;今天我推断深圳一带将会超越上海。

  我肯定地推断深圳将会超越硅谷,主要是硅谷没有一个像东莞水平的工业区。不仅今天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今天的深圳,因为有东莞与惠州的存在,在国际上竞争无疑是有着一个重要的甜头。

  另外,张五常还表示:中国抽零关税会震撼世界

  我几番建议中国要立刻推出零关税。我构思的战略,是先从英国入手。该国历来近于零关税,中、英互相零关税,英国当然会开心得笑出声来,何况他们目前遇到的脱欧困境,中、英实行零关税会解决这困境的所有问题。这是雪中送炭了。不止此也,要是北京对欧洲的先进之邦说大家一起零关税,同时也要求他们抽英国零关税,他们一定会接受。这里我要强调,中国进口零关税,要加零手续才是零。这是我知道的中国:有任何麻烦手续利益团体会出现,要搞什么关系货品才能过关。这不是零关税。进出口的手续中国要学香港那么简单。

  中国抽零关税会震撼世界。想想吧,虽然中国还算不上是一个富有国家,但市场大得离奇。如果我们不算那些价值奇高的高科技产品,只看日常用品——即是那些支持人民生活的主要部分——中国的市场约占地球的一半!有这样的优势当然有话事权了。

  以下为讲话实录:(略有删减)

  各位朋友,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困难有几年了。有些地方出现了负增长。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但真实的数据不容易掌握。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农业不抽税,少了一项重要的数字。其二是流动人口多,他们的收入为几不容易知道。其三是数十年来中国爱用一个指标制,不达标没有奖金,干部们知道报低有害,报高无益。

  论财富要从费雪教的看

  客观地衡量,论财富比论收入可靠。这二者的衡量不一样,因为费雪解释得清楚:财富是预期收入的折现,而我们见到的国民收入可不是预期的。我认为从费雪的天才之见衡量,中国的财富是高于美国的。如下几点可信。第一,中国的高楼大厦到处林立,其价高出美国不少。以房地产论财富,中国超出美国相当多是明显的。第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聪明的脑子无数。上苍有知,这些脑子的总市值——财富也——是超过美国的。其三,中国的文化厚度冠于人类,怎样算市值恐怕上苍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几年前在英国某拍卖行的一个乾隆通花瓶,拍出逾五亿元人民币,是真价。

  可惜有了上述,我还不能肯定中国的总财富高于美国。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知识不及美国,差很远。中国的大学教育办得不够好,是以为难。

  给旧朋友下断言

  两年前,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竣工五十周年,美国一些旧同事与旧学生到深圳来开一个关于《佃农理论》的会议,给老人家打个招呼。他们认为该陈年旧作是经济发展学说的分水岭,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虽然经过那么长时日只被引用二千多次,该书或书中的文章还频频在西方的大学的读物表出现。看来《佃农理论》这件作品将会历久传世。这也应该算进炎黄子孙的财富吧。

  在那次会议中,我有机会带几位来自西方的朋友到深圳南山的海旁一行,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记着我说的吧。你们这一剎那站着的土地,就是这一点,分寸不差,有朝一日会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夸张吗?那当然。将会灵光吗?这类推断老人家很少错。三十年前我推断上海的经济将会超越香港;今天我推断深圳一带将会超越上海。困难重重,沙石多,但假以时日,我应该对。

  这推断其实不难。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历来要靠一个湾区,举世皆然也。大家今天朗朗上口的粤港澳当然也是一个湾区,只是奇怪地“深”字不在其内。无可置疑,名字打不进“粤港澳”的深圳将会是这湾区的龙头。可不是吗?今天还在发展中的深圳的经济不仅超越了香港,也超越了整个台湾。两年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一带会超越美国的硅谷。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不好,还有八年我认为在时间上这推断不需要改——除非北京当局的经济政策继续错下去。

  与深圳的交往

  从一些陈年旧事说起吧。我第一次到深圳是一九四八年的夏天。那时广州疏散,我的大哥带我回港,途中遇上十号风球,火车到深圳要停下来。大哥带着我在深圳找留宿一夜的地方。在狂风暴雨中步行,见到一间卖米的小店子,大哥说:“这间房子要倒下来了。”果然,整间房子塌下,还竖着的是一个曲尺形的用作称米的磅。

  我第二次到深圳是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不久,那是一别三十四年了。记得罗湖当时有一间电影院,满街都是单车,一辆汽车也没有。据说当时深圳有二十万人。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上升了一百倍。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带弗里德曼到深圳一行,他见到罗湖开始在兴建高楼大厦,不以为然——弗老历来认为政府倡导的皆不成气候。我没有告诉他我为什么不同意,因为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报》发表了《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建议深圳通过出售土地的方法来解决发展经济需要的资金。文中我说一个不是美国人的人,只要钱够多,可以将整个美国的土地买下来!一九八七年初,因为读到该文,深圳政府邀请我到深圳研讨。我对他们说要先搞好有关的土地法律,要搞基建,要招标竞投,而最好是卖给外地的发展商。我毫不客气地直言,他们不会懂得怎样建造!当时我可没有想到,不到二十年中国的基建水平冠于地球。

  深圳的朋友迫不及待,只几个月后他们就搞土地拍卖了。他们选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我生日那一天,在深圳举行土地拍卖,是中国的第一次。事前他们到香港大学找我,问哪里可以借得一个拍卖时用的木槌。我敎他们到哪里去找。该槌今天竟然在深圳的主要博物馆展出,作为镇馆之宝,可见深圳的博物馆的文化水平有点问题(一笑)。

  约法三章论中国

  说起来,我和内地的干部朋友的交往是来得更早的了。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就认识梁尚立。该年十月我发表了《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回应孙冶方先生的。当时我不懂得用中文书写,由我口述,杨怀康与侯运辉执笔。一九八二年回港作港大的经济讲座教授,在香港新华社工作的一位姓叶的女士找我——因为她是我在佛山华英念小学时的高中师姊——希望我能多为国家分析经济发展的路向。我对叶师姊说我没有用过中文动笔,要学一下。跟她约法三章:我可以不说,我可能说错,但我不能说我不相信的。从那时到今天,北京上头从来没干预过我说什么,只是下面自作聪明的人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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